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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八日，清晨七点。

    《东方日报》头版标题，像一记重拳：“三百万豪捐！邵邹郑联手为金像奖背书”。

    副标题更狠：“台湾电影界连夜开会，中影总经理李行：‘愿与香港同仁良性竞争’”。

    深水埗陈记糖水铺里，陈伯戴着老花镜，把报纸摊在油腻的桌面上。

    手指划过那行“良性竞争”。

    咧嘴笑了：“良性？怕是被打懵了吧。”

    旁边吃肠粉的熟客凑过来：“陈伯，您说这金像奖真能成？”

    “成不成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陈伯舀起一勺芝麻糊，吹了吹热气。

    “但有人肯掏三百万，还不要冠名，这事儿就有戏。你见过邵六叔做赔本买卖吗？”

    熟客想了想，摇头。

    “那就是了。”

    陈伯说，“这些老狐狸，鼻子灵得很。他们闻到了香港电影，到了该换个活法的时候了。”

    上午九点，清水湾会议室。

    二十一人评审名单的传真件。

    从香港发往台北、北京、新加坡、纽约、洛杉矶。

    赵鑫站在传真机前，看着最后一张纸，缓缓吐出。

    许鞍华站在他身边，轻声问：“你说侯孝贤和杨德昌，真会来吗？”

    “会。”

    赵鑫把传真件整理好，“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，台湾电影，需要一扇新的窗口。金马奖办了二十一年，评来评去都是那几个人。侯孝贤的《风柜来的人》正在筹备，杨德昌的《光阴的故事》还没立项，但他们缺的不是才华，是舞台。”

    “可台湾那边会给压力吧？”

    “给压力才好。”

    赵鑫转身看向她，“许导，文化这场仗，最怕的不是敌人太强，是根本没人把你当回事。现在台湾跳出来反对，正好证明我们打出了弱点暴击。”

    会议室门被推开，谭咏麟风风火火冲进来。

    今天他难得穿了正装，白衬衫黑西装，领带却系得歪歪扭扭。

    “阿鑫！我刚接到电话！中影那边想约我吃饭！”

    “李行导演？”赵鑫挑眉。

    “对！他说想聊聊‘商业与艺术的平衡’。”

    谭咏麟抓了抓头发，“我该怎么说？我连金像奖的评审标准，都还没背熟！”

    “不用背标准。”

    赵鑫给他倒了杯茶，“就说实话。说你在红馆开演唱会，两万人合唱《月光光》时，你在想什么。说你觉得一首歌能传四十年，不是因为技巧多好，是因为里面装着真实的人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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